在刑罚适用领域，判断刑罚轻重的比较项是法定刑。

新文化悲观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少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缺乏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传统，中产阶级远未形成，受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影响很大，缺乏新教精神，社会的宽容度不高。但是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不应无限解释成文化决定论，前者会鼓励人们推动渐进的社会工程，后者只会使人绝望，无所作为。

十七年后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转型的视角，分析这期间各国在宪法和法律制度方面所进行的大规模移植，审视其法律转型的实效，剖析前苏东国家在法律移植现象背后的理论之争，再以各国宪法法院从无到有的显著进步，阐述各国在公私法领域中引入的法治新理念，透视东中欧法律转型的深层特质。法治与民主、自由等人们珍视的价值时而发生冲突，甚至法治自己也会产生问题。NGO Advocacy Efforts Lead to Adoption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by Croatian Parliament． [24]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kkz2004/mc-region．asphttp：//papers．nber．org/papers/w11772．pdf [25]http：//www．iiiglobal．org/country/russia/thirdlaw．pdf [26]http：//cato．org/pubs/journal/cj17n2-7．html。俄罗斯如何摆脱目前所处的黑手党资本主义阶段，专家们所开出的诸多药方一大共同点就是厉行法治，转型国家要想成功实现政治经济的双重转变不能忽略法治建设。国家崩溃并不表示自由化的胜利，如果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国家消失了，国家民主化意义何在？没有国家也没有了制度化的权利保障，问题是国家的哪些权力对于公民的权利保障不可或缺，这些权利又该如何加以制度化？弱国家未必是民众之福，更非自由主义的成就。

注释: [1]Holmes，Stephen （1996）：Cultural Legacies or state Collapse？Probing the Postcommunist Dilemma Michael Mandelbaum（ed．）：Postcommunism：Four Perspective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pp 22． [2]http：//www．abanet．org/ceeli/ [3]Watson，Alan．（1993）Legal transplants：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2nd edition．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pp116． [4]Priban J，Roberts P and Young JR（2003）Systems of Justice in Transition：Central European Experiences Since 1989，Ashgate Publishing，Aldershot ppl． [5]Anders Fogelklou ＆Fredrik Sterze（2003）Consolidating Legal Reform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Stockholm。在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心态非常普遍：德国基本法既然如此地成功，不妨在本国一试，美国乔治亚州的刑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格鲁吉亚？转型国家不可避免的文化自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反正我们百事不如人，干脆来个法律全盘西化，毕竟这要胜过自高自大，拒绝学习国外成功的法律制度。[23]参见莫纪宏：《论宪法与基本法律的效力关系》，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我国现行宪法的序言，不管是从内容上看，还是效力上以及功能上看，均是非常特殊的。社会法中的2件，即《工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在上述97件法律里面，有11件在宪法前面加了定语，在笔者看来，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22]参见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载《法学》2003年第4期。

[7]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正如有学者所讲，依宪立法不仅是立法原则，也是宪法实施行为，由立法机关依据宪法进行立法是宪法实施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常态化方式。

二是，官方针对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所进行的分类是呈现我国法律体系及部门构成的基本样态，但并非意味着，宪法相关法必然要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法律制定于修改活动非常频繁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坚持科学立法，实现依宪立法，探讨如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其一，应该确实存在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必要。[13]E. Stein，Staatrsrecht 8th，J.C.B. Mohr（Paul Siebeck），1982，pp. 50-251. [14]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1-44页。

[24]因此，以宪法上的生态文明为核心价值和直接依据，编纂的环境法典当然就具有基本法律属性。一方面，从宪法角度而言，基于宪法规范的原则性、抽象性，包括公民权利义务、国家机构、国家制度等，几乎无法完全通过宪法规范自身予以直接实施。还有的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中间没有断句。莫纪宏：《论宪法与基本法律的效力关系》，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从学理上看，不管是重要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还是有关环境保护的制度均属于总纲中应由基本法律予以规范的事项。周叶中：《宪法》（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页。

其他69件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律，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首先，从立法理由上看。

所谓宪法优位，强调宪法的最高地位、效力，以及作为法律的最高依据。所谓宪法上的依据，是指宪法明确规定的内容，既包括宪法明确列举的事项，也包括宪法概括规定的事项。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而言，立法是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的活动。在此前提下，基于立法本身的科学性、准确性、严谨性的要求，以及为了更好确立一部法律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均应该在其制定之时，即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28]从立法学上的要求看，严谨、表述统一等，是立法语言的基本要求2.人类增强请求权的讨论 其一，有关个体自由处置身体请求权的问题。

然而，健康概念极具复杂性。（二）人类健康权的集体代际诉求 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凝聚社会正义的平等原则以及在有关损害赔偿的现有法律框架的基础上，有两种进路可以进一步反思对改良医学提出的问题，协调人类对健康权的期待与技术发展的界限：[35]一方面，人应该被放置于环境中被考虑，探讨人权转化为探讨人类的权利。

虽然法官普遍承认健康权的宪法价值，但受制于政治、经济等外部条件，一般不明确个体健康权利的保护范围。对其而言，所谓的人类进步是更多的人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塑造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8]王晨光、焦洪昌、陈云良、李广德等学人对健康权进行过多层面教义学规范阐释，而在基因编辑层面，学者们更多走向人性价值、哲学反思。[21]尽管生物保守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分布在人类增强技术生命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但都不会拒绝使用人的尊严这个概念，这是争论双方共享的逻辑起点。

因此，超人类主义者高度重视自主：每个人都有计划和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与权利。[15]Emmanuel Ta?eb, ?Traduction de la Lettre à Mère Nature de Max More?, http://emmanueltaieb.fr/2018/09/traduction-de- la-lettre-a-mere-nature-de-max-more/，2021年10月20日访问。另一方面，超人类主义也可能造成歧视，与人的自然伦理相抵触。一般而言，在对新技术充满未知的情况下，立法只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规制，然而立法也可能犯错，立法权对科技和个人权利的干预也需要更高位阶法律——宪法的规制。

[49]当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内容通过立法体系化时，个人的主观权利就可以拥有具体的请求基础，健康权在客观集体面向上也存在明确的主观化的可能性。但伦理思考的特点在于它基于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在当下日益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念总是存在差异而难以统一。

但这不意味着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各国宪法普遍设有国家保护国民健康的义务，在客观法秩序层面用宪法意涵统摄健康权，从而促进立法层面建构完整的公共卫生规范体系。在贺建奎案中，调查组虽表达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的态度，但在损害救济上，目前尚无受害人提出赔偿或启动民事诉讼程序的消息，关于试验人员的法律责任问题也较少有学者研究。

人类增强层面的伦理论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自主与平等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通过基因改变、细胞操纵和合成器官，我们将赋予自己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并消除我们的失效期。

[33]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刑事立法领域，正如学者指出，存在不同法益保护的可能，也容易造成立法内部的混乱。二、完美健康主观权利诉求之困境 （一）治疗医学与改良医学之间的差异逐渐模糊 在概念上，治疗与改良在生物医学意义上的区别比较明显。进入专题： 完美健康权 。这对于人类，尤其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可以纠正生理因素带来的歧视以追寻更广阔意义上的平等。

也有学者认为应恪守罪刑法定主义，不宜以风险刑法理论作为入罪理由。[31]参见姜涛：《基因编辑之刑法规制及其限度》，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2期。

超人类项目的实现所带来的重大问题对当代伦理学提出了挑战，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有必要形成一份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伦理契约，基于相关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全人类利益的均衡表达，在科学研究自由和人类基因保护之间更加精细地平衡。例如，若一个人希望接受健康肢体的截肢以安装仿生肢体，那么他的请求很大程度不被现有法律秩序接受。

[37]它们不能被简化为个人权利的补充。一般来说，在国际人权文本中，出生是充分享受此类权利的决定性时刻。